在这次争购风潮中，项元汴已步入了晚年岁月。就在他去世后的第八年，小项元汴三岁的韩世能也撒手人寰——吴门鉴藏圈最有影响的两位人物先后离世，实际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谢幕，此后便是董其昌的舞台——「帝国首席收藏家地位的竞争在董和朱敬循之间展开了。」
如果从安国算起，一直到董其昌，沈德符谈到的鉴藏家几近三代人。不过，还有几位没有被沈氏谈及，却与项元汴密切相关，看看项氏的数则记语：
“宋燕文贵《秋山萧寺图》……嘉靖三十六年购于吴门王文恪家。”
“宋宗室赵孟坚……行书梅竹谱，名族题识……原价四十二金购于吴江史明古孙。”
“宋米元章苕溪诗帖……明嘉靖四十三年春装池，购于陆冢宰家。”
所涉人物分别是王鏊（王文恪）、史鉴（史明古）和陆完（陆冢宰），都是鉴藏史上的赫赫名家。王鏊和陆完属文人官僚，而史鉴是著名的隐士，也是沈周的儿女亲家。三人均逝世于嘉靖初年，项元汴特别强调这些藏品的出处，无疑是想证明它们的高贵血统，同时也把自己巧妙地置于了与前辈鉴藏家相同的位置。徐小虎曾说：
“过去的600年，中国的艺术品急速转向名人效应。收藏从人和艺术的直接接触中，转变成一种社会关系，即名画家和追逐名望的收藏家彼此间的社会关系。当一件艺术品为赞美而作，『出自何人』成了首先关心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收藏家加入了文化精英的队列：他连接（也同样被连接）着古代的文化英雄，包括其个性、才华和声望。这已经成为首要的关系和收藏的功能。”
王鏊《秋晚白莲诗》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藏
确为的见。不过我想略作补充的是，艺术品的价值不惟与是否出自名家相关，也包括它的递藏史是否显赫，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更是一言以蔽之：「在中国，艺术收藏本身就是艺术史。」名家名作与著名收藏，共同成就了法书名画的历史价值和商品价值。项元汴在题跋中极愿意书写这方面的内容，正体现了他在此过程中获得了高度的身份认同感。这类题跋大都书写于万历以前，尤其集中于嘉靖年间，此后很少看到。它似乎表明，在项元汴的早期鉴藏生涯，他时常通过大藏家后代，以这种最直接和最便捷的方式获得藏品。他所要做的，无非就是付出昂贵的金钱——这是项元汴的一条捷径。
但细细检索着录，项元汴的藏品更多来自于安国和华夏，他们的藏品构成了项元汴购求活动的重点，并形成了一条明确的递藏链。我们的话题，首先便从安国开始。
项元汴应当没有机会见到安国，在他十岁那年，安国便离开了人世。不过，对于他的掌故，项元汴似乎十分熟悉：
“向闻安氏曾以重价购求不获，而汴获之，幸何如耶！其他尚有名迹数种，何时得把臂于明窗之下，煮茶披览，为一大快事乎？”
安国像 民国《胶山安黄氏宗谱》
言语间颇为得意，似乎把安国当作了竞争的对手。安氏在藏品上一般仅仅钤上数印，似乎从不书写题跋，但质量和品位均属上乘，且大部分都是宋元名迹。着录表明，安国的收藏不少经吴宽之手，这对于日后的项元汴来说，拥有它们，就是拥有了质量的保证。在联络王鏊等人后裔的同时，他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安氏家族。
隆庆三年八月初一，项元汴从安家获得了王羲之《此事帖》和南宋王岩叟的《墨梅图》，后者现藏弗利尔美术馆。在俞和的《杂诗卷》后，项元汴曾记录过一个名字——「安桂坡孙仲泉」，而王蒙的经典《太白山图》，项元汴也留有记语：「得此卷于无锡安南屏」，此人正是安国的长孙。
项元汴跋王蒙《太白山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在版刻史上，安国的铜活字印刷极有影响，张秀民的名著《中国印刷史》为安氏专辟一节，其生平大略，转录如下：
“明代中叶……的民谣说：「安国、邹望、华麟祥，日日金银用斗量。」三家之中尤以安国为魁，富几敌国，称「安百万」，单是在松江府的田就有二万亩。安国字民泰，居无锡胶山，种桂花二里余，因自号「桂坡」。以布衣经商起家，曾捐款助平倭寇，疏浚白茆海口，修筑常州府城，遇荒年出银米赈济，又出谷数千石，无息货款放农民，有『义士』之称。他说「积金诲愚，积书诲明」。他喜欢购买古书名画，闻人有奇书，必重价购之，以至充栋。「铸活字钢板，印诸秘书，以广其传」。他好旅游，北至天寿山（今十三陵）、居庸关、西至庐山、武当，历天台、雁荡至普陀山还。卒于嘉靖十三年。着有《游吟小稿》三十余首，存家谱中……”
材料源于方志，大致是一位好地主的标准照。其膝下也有六子，儿子们在安国死后瓜分了他的全部财产，连所造铜字亦被「六家四六均分」，以致「各残缺失次，无所用矣。」此外，我们对安国所知极为有限，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著作无法得见。幸好，其诗文集尚存，珍藏于黄裳先生处。
在《关于安桂坡》一文中，黄裳让我们走出了地方志的笼统描述，获得了对安氏的更深入了解，尤其在书画鉴藏方面，公布了珍贵的原始文献。以下择重要部分，以飨读者：
“□月六日，过润州。元老邃庵杨公应诏行边，律师戒行，适得一饯。公以旧雅，拿余同舟……因寓火星庙。未几，总戎杨公宏、参将张公文光后先过访，而莆士谢梅岐、编修金公辂闻而继至，遂成雅集。因论法书名画，而好古之名缪着，卷册之佳者纷至矣。淮之善蓄者，有柴、朱、陈、王四氏，而王氏十泉家尤盛，且能好贤礼士，屡辱招致，尽出所藏古书名画阅之，数日而家船始至。”
这是《北游记》的一个片段。可见当日安氏出游，所到之处，官僚士子、骨董商贩，纷至沓来。七月安国返家时，已「图籍盈载，殆不异于米家书画船。」
《东游记》又载其两浙之游，时为壬辰之秋，先过苏州：
“过文衡山、周东村言别。东村赠画卷，衡山赠送行诗卷，题曰《东海奇观》，遂邀谢思忠、刘尚质同行。”
过温州，安氏游江心寺，谒王右军祠，「因访赵墨泉于西邻，出子昂《七马图》、苏黄墨迹，赏鉴久之。」一路再过石门、处州、丽水、缙云：
“暮抵县。令张小峰汴，苏人也，访予于五云书院。甲辰，小峰燕余于廨，出苏黄米蔡真墨迹及仙人冷启敬画卷，张希真题跋，相与欣赏不厌。”
安国后来又回到苏州，拜访周东村，欣赏周氏为他所绘之《东游图卷》，遇「白楼相国吴公枉驾，索图展玩……遂跋卷尾而去。」
在书画鉴藏史中，无论是安国，还是项元汴，以及梁清标、安岐，有关他们鉴藏活动的具体文字都十分稀少，安岐虽有《墨缘汇观》行世，但要考索其本人之斑斑细节，亦殊为不易。以上史料为安国亲笔亲历，其中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味水轩日记》的熟悉笔调。若能全部公开，对我们遥想这位明季大收藏家日常出行之种种，必有裨益。
项元汴与安国绝相类似，富可敌国之外，购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项氏雅好诗文，惜水准平平，难入行家法眼。而安氏的游记也有大量诗作，黄裳点评说：
桂坡的文字并不好，诗尤拙劣。如果说乾隆「御制」是皇帝诗的标本，这一卷《游吟小稿》可以作「富翁诗」的代表作了。两相比较，应该说还要略胜一筹的。
项氏简直就是安国的翻版了。颇有意思的是，在安氏《东游记》后还录有不少名流题咏。而谢时臣的一通画跋，似曾相识，不由令人侧目：
“锡山桂坡安君，博闻尚古，雅志在于江山。天下名区，足迹殆尽，而东海未之缺典也。爰挟侣俦，如大用姚子、尚质刘子、弘济周子暨余时臣，聿兴高怀，兹于嘉靖壬辰秋，由吴门过浙省，历数郡，几三千里，往返两月。是行也，凡郡邑诸大夫，供以旅食，相以百夫，士君子想望桂坡丰采，奔走豪杰，隆遇以礼，游兴遄飞……予不量肤浅，漫图诸景，汇成长卷，若日管领江山面，次第写真成宗少文卧游，予则不敢。姑存此以备他日途径之妄，今昔之感，聚散不常之券耳。因识颠末。樗仙谢时臣。”
安国出行时，随身便带着谢时臣等一帮画家，毫无疑问，谢时臣的殷勤源于安国的财富。有心的读者或许记得，《珊瑚网》还曾著录过一幅谢氏的山水长卷，不过受画者是年轻的项笃寿，那时的谢时臣，已是「吴门六十老人」。谢时臣长期与富豪之家保持着联系，或许是安国的早逝，逼迫着他不得不另谋出路，于是项元汴家族自然成为他瞄准的对象，作画则成为获取经济来源的重要手段。对这一点，何良俊有过毫不客气的批评，言辞极为尖刻：
苏州又有谢时臣号樗仙，亦善画，颇有胆气，能作大幅，然笔墨皆浊俗品也。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此亦逐臭之夫耳！
显然把谢时臣等同于趋炎附势的小人，因而，何良俊的反感很容易理解。这反过来说明了嘉万间艺术家与鉴藏家、尤其是与富有的鉴藏家之间彼此复杂的依存关系。当代研究者更多强调富商对文人行为的依附和模仿，而谢时臣则让我们看到了隐蔽的另一面。黄裳说：「读了安桂坡的游记，使我们知道明代中叶有过这种类型的『处士』，随身带着一辈清客画家，到处走来走去，所到之处，大小官员，迎送宴饮，赋诗赠行，拨给马夫，俨然贵官……」足见富豪鉴赏家的地位，绝不同于普通的商人。也许，项元汴的出行多少有些类似，只不过，我们还缺乏足够的史料。
谢时臣《灵岩山》
从前面的游记来看，安国与文征明十分熟悉，而「处土」之称亦出自文氏的手笔。他在《游吟小稿》卷末的赠诗三首，不妨一读：
“把剑南来赋远游，又看东上浙江舟。山斋动是经时别，菜饭聊堪半日留。醉里江山真有味，春来花鸟正关愁。天台雁宕平生梦，凭仗诗囊次第收。”
“长安车马漫风埃，总为浮名兢往来。谁似梁溪安处士，独携诗卷入天台。”
“见说天台万丈高，赤城霞起郁岧峣。老余裹足不出户，飞梦随君渡石桥。”
诗作虽属应酬，倒也不难想见当时的世风。尽管安氏亦曾请文征明鉴定书画，但有确切记载的史料并不算多，因而，文征明对安国鉴藏活动的影响暂不好过多估测。安国去世之后，江南鉴藏圈不断扩大，各地藏家崛起速度之快及实力之雄厚，已远非明初可比。文征明成为这一风尚潮流中公认的核心人物，他以江东巨眼的姿态影响着这些年轻的收藏家，在文氏生命的最后十年，项元汴逐渐进入了这位吴门领袖的视野，吴门趣味不仅深刻地影响着项元汴，更对他的鉴藏事业产生了巨大作用，而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项元汴的逝世。
(一)渊源
最早讨论项元汴与文氏家族关系的，大概是黄君寔先生，他的Hsiang Yuan-pien and Suchou Artists(《项元汴与苏州画家》)是早期艺术赞助研究的重要论文，其大部分论点与证据后来被郑银淑所吸收，并构成了郑氏论著的第三部分。此后，万木春以李日华的视角为观测点，为我们揭示了吴门趣味的影响在后项元汴时代嘉兴的境遇。本节的讨论，希望能通过更为具体的史料，考察这一趣味的传播途径以及它对项元汴鉴藏行为的影响，并讨论文氏父子与项元汴交往的若干细节。
文征明长项元汴五十五岁。若不是文氏异乎寻常的高寿，项元汴很可能无机会与他接触。在《文征明年谱》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项元汴从文家获《张雨自书诗册》是有时间可考的最初记录，项氏时年三十二岁。不过，已有新的证据表明，二者的渊源要早得多，但首先露面的是项元汴仲兄项笃寿，而他们的中间人，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柯律格在著作《雅债》(Elegant Debts)中，率先使用了这则材料。笔者未敢掠人之美，移录于下：
据我所知，文征明在1545年为项笃寿所作的一件书法尚存于世(项笃寿那时年仅二十五岁)，它很可能与仅有的一封文征明写给他的书信有关，时间在1545年或1546年。在信中，文征明表示他此前与二位（项笃寿、项元汴兄弟）并不相识，但正是由于李子成，也就是那位在1542年获赠《寒林图》的人，他『比岁薄游苏州，每谈高雅（指项氏兄弟)，』文征明于是见到了项笃寿的手迹，并得体地对之表示赞扬（又云『审问起候安胜为慰』)，然后文征明说：征明今年七十有六，病疾侵夺，日老日惫。区区旧业，日益废忘，愧于左右多矣。向委手卷，病懒因循，至今不曾写得。旦晚稍闲，当课上也，使还，且此奉复，再领佳币，就此附谢。（未间，惟若时自爱。征明顿首，再拜少溪尊兄侍史。)
该尺牍着录于《经训堂法帖》，柯律格只引用了后半部分，前半段的内容是：
“征明久不闻问，颇切驰系。比岁李子成薄游吴门，每谈高雅，尤用企竢。适承惠教，兼示佳文，词旨明润，命意严正。捧读之余，益深健羡。首夏清和，审闻起候安胜为慰……”
文征明提到的那位介绍人叫李子成，来自武原，也就是海盐（武原系古称)。他在《少岳诗集》出现过一次，惜生平失考。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二月，他前往苏州吊唁文征明妻子吴氏，文征明为他作《仿李营丘寒林图》，此轴柯律格曾有研究，现藏大英博物馆。在《式古堂书画汇考》中，我们读到了文征明的跋语：
“武原李子成，以余有内子之戚，不远数百里过慰吴门。因谈李营丘寒林之妙，遂为作此。时虽岁暮，而天气和煦，意兴颇佳。篝灯涂抹，不觉满纸。比成，漏下四十刻矣。时嘉靖壬寅腊月廿又一日，征明识，时年七十又三矣。”
文征明《仿李营丘寒林图》 大英博物馆藏
据《文征明年谱》，李子成只留下这次与文氏的交往记录，以后再没有出现过。柯律格因此将李推荐项氏的时间系于嘉靖二十一年（是年项笃寿二十二岁，项元汴十八岁)，这纯属柯律格的推测，但绝不排除另有时间的可能。毕竟文征明给项笃寿的回信已是三年之后，间隔如此之长，似有悖常理。
项笃寿奉上作品请文征明指正，并向他索书。柯氏从信中语气分析，他们此前并不相识，然细审词味，文征明对他似略有所知，或许还有过极浅的交往，但可以肯定并无深交。叶梅在《晚明嘉兴项氏法书鉴藏研究》中指出，项家与文征明的来往，应从项元汴父亲项铨开始，但证据并不充分。而柯律格上文所引《文征明致少溪》，足以证明两家的渊源，或与项笃寿密切相关。只是柯律格说李子成向文征明推荐了项氏两兄弟(two men)，信中似乎并没有反映出此点，不知柯律格何以认为。文征明在该年十月二十九日，为项笃寿作《行书春兴二首卷》，现藏北京市文物商店，或许，那是他们深入交往的开端。此后，项笃寿还收藏过文征明的《松阴高士图》，嘉靖四十一年(1562)三月，彭年为之题跋。也正是这一年，项笃寿荣登进士榜。嘉靖三十年(1551)，文征明又为项氏家族的项镇撰写了墓志铭，残碑至今犹在。可以想见，文氏对这支嘉兴望族并不陌生。
在缺乏更为确凿史料的前提下，文、项两家的渊源暂且讨论到此。此后，项笃寿步入仕途，再不见交往事迹。而从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项元汴与文征明父子的接触日渐增多。兹以笔者《项元汴年谱》为例，胪列如下：
“嘉靖三十五年：秋，项元汴获藏张雨《自书诗册》于文氏。”
“嘉靖三十六年：春，项元汴获藏吴镇《竹谱》于文氏；六月，项元汴过停云馆，以润笔四金向文征明索书，文氏作小楷《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田园诗》；秋，文彭离京，赴任嘉兴府学训导。”
“嘉靖三十七年：六月三日，文彭于项元汴书斋书沈约《修竹弹芭蕉文》；九日，文彭再过项元汴，为书《头责子羽文》；闰七月十三日，文征明为项元汴书《独乐园记》；八月二十四日，文征明为项元汴书沈周《韩愈画记》；九月二十三日，文彭跋项元汴藏《宋度宗手敕赵子固卷》；仲冬二十日，文彭跋项元汴藏陆游手简二通。”
“嘉靖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文彭为项元汴书王勃《采莲曲》；腊月，文彭过项元汴书斋，作草书《雅琴篇》；秋，文彭跋项元汴藏怀素《老子清净经》。”
这当然还只是历史的吉光片羽。而最直接的原因，当为文彭在嘉兴的短暂任职，项元汴抓住了这一重要机遇。文献虽没有反映出文嘉在此数年间与项氏的交往，但众所周知，直到文嘉离世，双方都维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段日子也绝不可能毫无往来。
仅从上述文字，也许还无法看出文征明对项元汴的态度。而现藏上海图书馆的《吴宽手抄明太祖文》，有项氏题跋一则，或能让我们略窥一二：
此册得之于东吴文征明伯子文寿承处，乃先自衡山先生常出示于予。捐馆后，其孙持以属余，恐辞去而遂失先生所珍，且先朝典故所存，不可不重袭而藏之，敬用永宝无忽。就李丘民项元汴谨识。
「衡山先生常出示于予」——足见项元汴已成功地走进了文征明的暮年岁月，并获得其青睐。这位年轻的嘉兴收藏家，或许早已是文征明家中的常客，故而连文氏的孙辈也与他熟知。吴宽是文征明终身敬慕的前辈，而「吴抄」更久负盛名，文氏能时常把它展示给项元汴，似乎更意味着他对项的喜爱和信任。对项元汴而言，这部抄本所收藏的，不仅是吴宽「端楷整栗」的书法，也是他和晚年文征明的一段友谊，更是足以骄傲的资本。
(二)真赏
由于《甫田集》被经过了精心的修饰，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得不到反映，对艺术史研究而言，诚为憾事。但借助周道振的辛勤工作，我们见到了一封文征明写给项元汴的信札，这也是目前仅见的一封：
“昨承惠访，病中多慢。别后方窃愧念，而诲帖荐临，糕果加币，珍异稠叠。只辱之余，益深惭感。即审还舍，跋涉无恙，起居□□为慰。区区衰病如昨，无足道者。委书《北山移文》并二绫轴，草草居上，拙劣芜谬，不足以副盛意也。使还，率尔奉复。征明肃拜，上覆墨林太学茂才。”
《北山移文》，是南朝孔稚珪披露虚假隐士的著名美文，借那位「学遁东鲁，习隐南郭，窃吹草堂，滥巾北岳，诱我松桂，欺我云壑，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的周子，孔稚珪对「尚生不存、仲氏既往」的悲凉现实发出了感慨。在《吴越所见书画录》中，我们也看到了文氏的一件同名书法，作于七十八岁，跋中称：
“昔人评穉珪此文，造语骚丽，下字新奇，又谓其节奏纡迁，虚字转折处特为奇妙。余直取其命意高雅，得隐居之道耳……”
文征明《行草书北山移文》私人藏
作品为文征明自书，并非赠与他人，可以看作文氏自己的观点。项元汴向他索书《北山移文》，也无非寓意于物，标榜自我乃真隐士、真山人。在这里，书写的内容似乎正好隐藏着价值体系的契合，倒不是二人气味相投，而是项元汴很懂得如何去塑造自我，对文氏而言，对方的动机虽心知肚明，但也无可奈何。文征明的一生书写过多少《北山移文》，我们并不清楚，但不难想见，这一定是他的「常课」了。
文氏的创作中，此类应酬性作品不胜枚举。柯律格在他著名的《雅债》中，极为强调这些作品的商品属性。在该书第三部分的Pupils，Helpers，Servants(门徒、帮手、仆役)中，柯氏谈到文氏写给朱朗的一封信札——「今雨无事，请过我了一清债。试录送令郎看。征明奉白子朗足下。」
于是，他这样徐徐道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里所说的「了一清债」，并非指金钱上的债务，而是文征明所欠下的人情债，他希望通过朱朗的代笔来偿还。债务虽是『清债』，但仍然需要偿还。这一令我们惊讶的商业性语言在文征明的书信中乃为仅见，它将讨论书画时的礼物性用语代之以商品性用语，而在现实生活中，它不可能只是孤例，并且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讨论此等交易的方式（相比较其他信札，文的这封信显得更为口语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语言习惯)。”
若按照柯氏的分析，上述文征明替项元汴所书《北山移文》同样属于赤裸裸的商品交易，更何况文氏在复信中还毫不忌讳地谈到「糕果加币」等「商品性用语」。在文征明的许多信札中，他都会提到这些内容。尽管柯氏在上文中也承认它并非金钱的债务，但他对「债」这一字眼的过分敏感，使得他出人意料地急速将这一具有人情酬酢性质的创作行为转向了较纯粹的商品交易行为，无疑，柯律格是想让文征明的作品回到正常的社会语境中，但他的结论却又矫枉过正。
相比较柯氏，白谦慎先生的观察或许更能立足于具体的中国文化背景：
以「报」为交往基础的应酬书法固然有其实用的一面，如它可以被视为一种长期的人情投资，但如果我们过于执着于功利性的解释，将会忽略应酬艺术中许多复杂的层面。友谊和功利的结果并不相悖……同样，即使是建立在道德信念基础上的友谊，有时也可以是带有一定功利性的交往。
项元汴与文征明的交往当然带有相当的功利性质，但绝不等同于简单的商品交易。文氏连续为项元汴书写《独乐园记》与《画记》，似乎超出了普通的应酬，而项元汴请文氏书写《古诗十九首》及《田园诗》时，费银四两，也谈不上丰厚的润笔，大体仍在人情酬酢的范围。不管如何，文征明并没有把项氏看作纯粹的商人，我们一定记得黄佐的讲述：
“盖公于书画虽小事，未尝苟且。或答人简札，少不当意，必再三易之不厌……有商人以十金求作画者，公面斥之曰：「仆非画工，汝勿以此污我。」其人大惭而去。凡富贵者来求，多勒不与，贫交往往持之以厚获利……”
项元汴应该很好地把握了与文氏交往的尺度。在上一节，我们已感受到二人关系的密切。或许，文征明也在有意识地培养和引导这位望族子弟，事实上，文征明的趣味深刻地影响了项元汴。尽管项氏在索书等过程中花费了金钱，但他并不具备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赞助人地位，白谦慎曾利用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个案，鲜明地指出：
恰恰是艺术家的趣味影响收藏家，而非收藏家的趣味影响艺术家。
白谦慎的论点，在我们对文征明与项元汴关系的考察中，也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证。如以《天禄琳琅书目》着录的宋版书递藏链分析，能清楚地看到项元汴对文征明趣味的继承，兹举数种：
《唐宋名贤历代确论》：文征明→项元汴、项笃寿；
《容斋三笔》：文征明→项元汴、项笃寿；
《楚辞》：文征明→文彭→项元汴、项笃寿→项梦原；
《六臣注文选》：文征明→项笃寿；
《汉书》：文征明→项元汴。
对于文氏的藏书，项元汴兄弟几乎照单全收，不仅是藏品质量的保证，更是对文氏收藏趣味的延续和模仿。暂时还无从断言，它们是否都经由文彭售与项氏，但细节无关宏旨，我们只需清楚总体的事实——文彭牟利也罢、项氏附庸风雅也罢，文征明的鉴藏趣味通过藏书链得到了传递。而更为重要的一点，似乎很少为研究者注意。文征明为华夏所作的两本《真赏斋》图，此后均为项氏所藏，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呢？——细读文氏的《真赏斋铭有叙》：
……今江南收藏之家，岂无富于君者，然而真赝杂出，精驳间存，不过夸示文物，取悦俗目耳，此米海岳所谓'资力有余，假耳目于人意作摽表'者。呜呼，是焉知所好哉？若夫缇缃拾袭，护惜如头目，知所好矣，而赏则未也。陈列抚摩，扬榷探竟，知所赏矣，而或不出于性真。必如欧阳子之于金石，米老之于图书，斯无间然。欧公云：『吾性颛而嗜古，于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好玩而老焉。』米云：『吾愿为蠹书鱼，游金题玉躞而不为害。』此其好尚之笃，赏识之真，孰得而间哉！中父殆是类也。铭曰：
“有精斋庐，翼翼渠渠，爰宬用储，左图右书。牙签斯县，锦幖斯饰，乃缇斯袭，于燕以适。适如之何？维衎以游，金题玉躞，瑄璧琳璆。品斯骘斯，允言博雅，谁其尸之？中父氏华。维中父君，笃古嗜文，隽味道腴，志专靡分。断缣故楮，山镌野刻，探赜讨论，手之弗释。亶识之真，亦臻厥奥；岂无物珍？不易其好。维昔欧公，潜志金石；亦有米颠，图书是癖。岂曰滞物？寓意施斯，乃中有得，弗以物移。植志弗移，寄情高朗，弗滞勿移，是曰真赏。”
文征明《真赏斋铭有叙》上海博物馆藏
嘉靖二十八年(1549)和嘉靖三十六年(1557)，文征明分别为华夏创作了两件《真赏斋图》，今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文氏以八十岁和八十八岁高龄，两度作画并小楷书《真赏斋铭有叙》，可见用意非同一般。文氏与华夏有着近四十年的交谊，其真赏斋也是文征明时常造访之所。《真赏斋铭有叙》不仅是文征明为华夏的立传，更是借真赏斋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鉴藏观，他的核心就是「真赏」二字。对文征明而言，他所见过的大小藏家多如牛毛，其中「夸示文物，取悦俗目」的人物，更在多数。
文征明《真赏斋图》 上海博物馆藏
书画作为象征性的文化物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收藏者的志趣。在晚明，由于大量富商市贾加入到书画鉴藏的行列，射利和斗侈的竞争愈演愈烈，已趋于表面化和常态化，张应文在《清秘藏》中所提到的「吴中四大姓作清玩会」，便是一场典型的炫富盛会。对于形形色色的「耳食」者，时人深有感触，莫是龙曾说：
“今富贵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从众附会，而不知所以好也。且如蓄一古书，便须考校字样伪缪，及耳目所不及，见者真似一良友；蓄一古画，便须少文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其如商彝周鼎，则知古人制作之精，方为有益，不然与在贾肆何异？”
如同对莫是龙的呼应，文征明在《真赏斋铭》的叙述中，也勾画出他心目中理想的「真赏者」。与晚明图绘中的好古之风不同，文征明的《真赏斋图》，丝毫没有表现鼎彝杂陈、触目琳琅的景象，似乎要有意回避「贾肆」的嫌疑。于是，他的笔下更像是一片文人的净土，如果不是《真赏斋铭》，我们丝毫不会把图画与一位大鉴藏家的世界联系起来，或许，他引用欧阳修「吾性专而嗜古，于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的用意，正在于此。文征明清醒地看到一场声势浩大的逐利之争在身边上演，其本人也处在风尚的漩涡中心，他对书画市场的随意态度，我更愿意理解为无奈的反映：
“衡山精于书画，尤长于鉴别。凡吴中收藏书画之家，有以书画求先生鉴定者，虽赝物，先生必曰：「此真迹也。」……同时有假先生之画求先生题款者，先生即随手书与之，无难色。”
但无奈归无奈，并不意味着文征明丧失了理想和标准，这种理想和标准便借华夏的真赏斋得以倾诉。项元汴当然了解华夏与文征明不寻常的友谊，同时，项元汴也必定对自我的身份定位有过思考，也必定能感觉到社会对富豪收藏家的鄙视和非议。他通过文氏来书写《北山移文》，以表达自己的考槃之志绝非沽名钓誉，那么，拥有《真赏斋图》，又何尝不能说明自己乃真赏之士，而非碌碌「耳食」的江南好古之家呢？
巫仁恕在论及晚明士大夫的消费文化与身份认同时，曾提出这样的见解：
晚明士大夫所面对的世界，是个商品经济兴盛、消费活动蓬勃发展的社会。原先象征身份地位的是土地财富，如今转变为奢侈消费与奢侈品的收藏。过去只局限于少数人才能拥有的东西，如今成了人人可竞逐购置的商品，凡是拥有财富与资本者，都可以透过购买奢侈品的消费，或是炫耀性的消费，来展现自己的身份地位。
即便是富甲江南的项元汴，也不可能拥有全部的珍稀奢侈品，在人人皆可竞逐争购的大环境中，项元汴需要做的，不仅是获得更多的昂贵书画与典籍，他还必须得到更能展现其文化身份的象征性消费物。《真赏斋图》正具有难得的象征意义，他不仅出自文征明亲笔，又体现了真正的收藏家品格，当项元汴从华夏手中继承了这两件作品时，他似乎也继承了一个真赏者的权威地位。换言之，项元汴便在这场消费时尚的竞争中获得了高人一等的文化身份。
文征明《真赏斋图》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项元汴没有在《真赏斋图》留下只言片语，两本《真赏斋图》，一本归项元汴，一本归项笃寿，它们都幸运地保存了下来。文献的缺失似乎让通向往昔的视野变得模糊，但它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合理的推测和想象，毕竟，历史遗留的空白，需要后人的努力去书写。
(三)文彭兄弟
在塑造项元汴鉴藏趣味的过程中，文彭兄弟功不可没。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似乎出现了更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吴门集团的画家，经济上普遍一般。周天球直到晚年才买宅置地，「家亦渐起」，为项元汴所熟悉的王榖祥，其生活之窘迫令人心酸，着录于《石渠宝笈三编》的一通信札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敝衣倘能发还，极感极感。如未归，幸先付子美带还。非仆童量小，盖途中之用，须一绵一夹，方为便耳，乞鉴此情，勿误勿误。绒衣之报，决不敢负，文票之立，岂得视为故纸耶？放心放心……”
虽然仅是一件衣服，却可以推想王谷祥的大致生存状况。另一位号书斋为「悬罄」的钱谷，他被誉为明季最勤奋的抄书家，正是因贫穷而无法广购书籍，只能以抄书来满足爱好。大藏家王世贞对钱榖等艺术家多有资助，但却从未听说项元汴在经济上支持过谁，尽管他与几乎所有的文派艺术家熟悉——这一定又是他的吝啬了，从此角度看，他与前辈安国相去甚远。
文彭兄弟的经济收入我们不得而知，但文征明的长寿，使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在父亲的阴影下无所作为，面对项元汴这样的巨富，他们自然不会错过牟利的机会，不过，明确记载他们直接与项氏交易的仅有一条：
《王太常藏索靖书史孝山出师颂》，章草……原有二本……其一本则文寿承于都下买得，数年后以七十金售于项元汴。
果然是不菲的价格。不仅如此，他们更动过欺骗的念头。嘉靖三十五年，三十二岁的项元汴从文征明手中获得了《张雨自书诗卷》，这是迄今所见项氏与文氏书画交易的最早记载，不幸的是，这第一次（如果暂且这么认为）便似乎遭遇了文彭的作伪。
揭露此事的是刘九庵先生，他在《元张雨两件书法作品的辨伪》中首先发现了问题。《自书诗册》系张雨作于至正五年(1345)，后为杨维桢弟子袁华嗣守，入明为文征明所藏。是册粉笺本，书诗五十五首，分装为上、下两册，元明清题跋另装一册。我们今天所见的自书诗仅存二十五首，装为一册，现藏上海博物馆，题跋一册则入藏吉林省博物馆，《式古堂书画汇考》《平生壮观》等均有着录。刘九庵说：「对这样一件流传有绪的著名书作，无人提出过怀疑，墨迹还屡屡刊印行世。笔者有机会寓目残存诗册及题跋册，诸名人跋确系真迹，然对于书法部分，则始终感觉不类张雨的书法。」
张雨《自书诗册》（选页） 上海博物馆藏
刘九庵以张雨真迹《二诗帖》为标准，指出其风格「既有赵孟俯书法的特点，又具有唐人楷法的紧劲严整，笔法沉着，又有遒媚的风姿」。而《自书诗册》无法反映出张雨的书法魅力，临写痕迹十分明显，此外张氏的印记亦属翻刻，但水平极高，非细审无以辨明。有关细节分析，读者可自行参阅论文的阐述，此处不表。刘九庵综合种种迹象，断为文彭作伪，他认为：
"……文彭既擅书法，又工篆刻，而且文彭又特擅临摹前人的及其父文征明的书法。唐怀素《自叙帖》后有文彭观款，云：「嘉靖庚寅孟冬获观藏真《自叙》于陈湖陆氏，谨摹一过，文彭。」又，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前赤壁赋》，卷首伤缺四行，后有文征明一跋，云是文征明为之补书。然文嘉于《钤山堂书画记》中记：「纸白如雪，墨迹如新，惟前缺四行，余兄补之，吾家本也。」可证，所缺苏书四行为文彭所摹补。今之鉴定，文征明的小楷书跋，多是文彭代笔的仿书。此二例可证文彭擅临摹，明王世贞尝称其为明代第一临摹高手，自是多有根据。笔者曾撰《苏轼行草书『醉翁亭记』辨伪》一文，苏轼此书迹……王世贞早就指出：「其跋尾赵吴兴、宋昌裔、沉启南、吴原博遂无一真，闻入石时文寿承（彭）作此伎俩，新郑（笔者按：指高拱）原本所无也。」……因其所具的高超手段，笔者才怀疑他就是《自诗册》的临摹者……传至今日的《自诗册》，其实是文彭以临本掉包真迹的伪书，于是成了一件伪书配真跋的东西。"
张雨《二诗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赤壁赋》卷（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征明小楷《跋苏轼赤壁赋》
刘九庵为书画鉴定大家，目力过人，此说当有极高参考价值。此时的文彭尚未与项元汴建立良好的友谊，从中牟利也是极有可能。刘九庵提及文征明的小楷书跋多由文彭代笔，甚至连苏轼墨迹的缺行都由其补书，文征明竟冠于自己名下。如果此说成立，则文氏的许多作品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上文所涉的怀素《自叙帖》，更是一桩诉讼纷纭的公案，同样指向文彭作伪，而收藏此件的，仍旧是项元汴。
怀素《自叙帖》（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自叙帖》的真伪论战，旷日持久。在台湾，对它的讨论已超出学术争鸣的范畴，演变为持不同立场者相互人身攻讦的借口。笔者毫无能力参与《自叙帖》的讨论，但《东图玄览编》中的这段故实却值得我们注意：
" 怀素《自叙》，旧在文待诏家，吾歙罗舍人龙文幸于严相国，欲买献相国，托黄淳父、许元复二人先商定所值，二人主为千金，罗遂致千金。文得千金，分百金为二人寿。予时以秋试过吴门，适当此物已去，遂不能得借观，恨甚。后十余年，见沉硕宜谦于白下，偶及此，沉曰：「此何足挂公怀，乃赝物耳。」予惊问，沉曰：「昔某子甲，从文氏借来，属寿承双钩填朱上石。」予笑曰：「跋真，乃《自叙》却伪，模奚为者？」寿承怒骂：「真伪与若何干？吾模讫棳二十金归耳。」大抵吴人多以真跋装伪本后，索重价，以真本私藏，不与人观，此行径最可恨！后又二十余年，为万历丙戌，予以计偕到京师，韩祭酒敬堂语予：「近见怀素《自叙》一卷，无跋，却是硬黄，黄纸甚厚，宜不能影摹，而字与石本毫发无差，何也？」予惊问今安在，曰：「其人已持去，莫知所之矣。」予语以故，谓无跋必为真迹，韩因恨甚，以为持去也。"
前面提到过文彭曾替高拱摹刻上石，伪造赵孟俯诸跋，那么此处文彭的行为则顺理成章。「真伪与若何干？吾摹讫掇二十金归耳」，明白地暴露出文彭的射利心态，而与文彭对话的沉硕，本身便是一位职业作伪者——沉宜谦在吴中以善临摹名，尝以所摹松雪达摩图见示，予怪其板，以为松雪应不若此……
看来詹景凤对他的作伪水平极不认同。有一次他记录了沉硕所摹的刘松年《卧看南园十亩春》，不意十余年后看到真迹的后半段，詹景凤感慨地说：「想流落被人将前后拆为二卷也，吴人鬻古书画往往如此！」
詹景凤的地方意识十分浓厚，故而笔下时常流露出对吴门的不满，但客观地看，他对吴门作伪行径的披露亦非无中生有。借助詹氏的著作，我们还看到黄姬水等名流对书画的巧取豪夺，可能是极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项元汴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鉴藏活动。一方面，吴门既是收藏风尚和赏鉴趣味的引导者，集团成员充当着学术权威的角色；一方面，他们又是赝品市场的催生者，学术权威同时也是作伪权威。当我们历史地对吴门画派进行考察，实际已逐渐看到了它的正反两面，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无非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有了大量如项元汴辈富豪收藏家的参与。对项元汴来说，他必当了解其中的堂奥，他本人身边就生活着不少的作伪专家和形形色色的鬻古商贩，他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提防——所谓「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正是对这种微妙共栖关系的形象描述。在这种背景下，防不胜防乃常有之事，更何况，项元汴所面对的——是集鉴定专家与作伪专家于一身的文彭。
相比较长兄，文嘉似乎较为清白。不过，在写作《项元汴年谱》的过程中，笔者还是意外地发现了线索。
文嘉致项元汴札 近墨堂书法研究会藏
嘉靖四十三年(1564)，项元汴重新装裱了祝允明的法书《草书怀知诗》，今藏上海博物馆。《珊瑚网》曾有着录，据汪砢玉跋尾：
"此卷为项氏物，后识其值二十金，购于文文水氏，嘉靖甲子年重装。崇祯初，予获一观，录其诗竟失去，并逸岁寒十人姓名，先露八人，则吴文定公宽、王文恪公鏊、韩襄毅公雍、沉先生周、东郡使君南海林公世远、陆冢宰完、朱孝廉性甫、朱文学尧民。"
祝允明《草书怀知诗》 上海博物馆藏
《怀知诗》是祝允明缅怀平生好友而作，上博藏有两本，一本无项氏收藏印，则编号「沪—0478」者，为《珊瑚网》着录的项氏本。汪砢玉没有记录下诗歌的内容，但它们仍保存在祝允明的《祝氏集略》中，共有十九首。陈麦青《祝允明年谱》将其系于嘉靖五年，他在按语中指出：「希哲十九篇未署作于何年，然其列韩文于『往者八人』之中，则可知作于今岁（笔者按：指嘉靖五年）。又《施侍御聘之（吴兴）》中有『昨日书来泪盈把，南溟心语到东溟』之句，盖指去岁施儒致书希哲，希哲有书相答之事，亦可佐证……」
陈麦青所说的施儒，由于汪砢玉着录时「逸岁寒十人」，故未在其列。是年十二月祝允明去世，可知为去世不久前所作。然上博藏本款署「癸未闰四月望后书」，也就是创作于嘉靖二年，这便立刻露出了马脚——是年王鏊和陆完均还在世，何以竟成「先露」之人，必有作伪之嫌疑。
偶读《肖燕翼古书画史论鉴定文集》，方知肖先生早已发现问题，虽考证依据与笔者不同，但结论基本一致。不仅如此，肖燕翼还详细考察了《弇州山人续稿》、《式古堂书画汇考》、《吴越所见书画录》及《过云楼书画记》等诸多著录本，原来祝氏的《怀知诗》还有多个版本，均问题重重。笔者不敢专美于前，录先生对汪砢玉本的结论如下：
"……依汪氏所记，该卷以急就、行草二体书书诗，又为项元汴所藏，似是上博《草书卷》，惜《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均未刊诸作品题跋，无以进一步验证。无论其是否为一本，汪氏所记此卷乃文嘉转售项氏，却需我们注意。据已掌握的确切证据，文征明之子文彭、文嘉皆曾仿作过其父的书法作品，也有过参与作伪他人书画的行径。此外，用今天的话说，他们还曾多次地倒卖过书画，并从中渔利。其中，项元汴所购藏的古书画，很多就是文氏兄弟作中介人或直接售于项氏的。《弇州山人续稿》卷二六三有「祝京兆真行杂诗赋」一条，内云：「此书是工力初透时笔，以故于用意不用意间，最得妙理，余绝倾赏之。而王百谷以为文休承临本之佳者，得休承面印证，乃大快。」这就证明文嘉确曾临仿过祝氏书，并使王世贞初以为佳迹……上博所藏的《草书卷》确为项氏所藏，其为伪迹无疑，是否就是文嘉倒卖给他的，也是非常可能的。"
文嘉与祝允明十分熟悉。嘉靖四年九月，祝允明前往文嘉的书房，见笔墨皆精，喜而为书《古诗十九首》。而关于这件作品，还留有一则著名的掌故，见于王世懋《王奉常集》卷五十《跋文嘉书后十九首》：
昔闻祝京兆欲有所贷，文休承故置茧纸室中。京兆喜，为书古十九首，大获声价。世以休承谲得此书，为艺苑一谑。
祝允明《古诗十九首》（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素与祝允明相善的王宠对此卷评价极高，深为喜爱，他欣然在卷末跋云：
"京兆书落笔辄好，此卷尤为精绝，翩翩然与大令抗衡矣。宠从休承处持归，临摹数过，留案上三阅月，几欲夺之，以义自止，休承其再勿假人哉……"
王宠跋祝允明《古诗十九首》
此卷后刻入《停云馆帖》，足见文氏的宝爱。文嘉对祝书推崇备至，悉心揣摩后加以临习也是情理之中，文嘉对祝氏书法的熟悉和珍视，使其完全具备作伪的条件和动机。项元汴不察之下，以二十两白银的价格换得了文嘉的伪书，作品临仿得极为高妙，很长时间都无人表示怀疑，至于真迹何在，就无人知晓了。
如此看来，文彭兄弟都参与过对项元汴的愚弄，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秘密未被发现。但从总体而言，他们更多表现为对项元汴的支持和帮助，彼此间在共生互栖间获得了友情及利益的平衡，项元汴在他们的熏陶下，眼力自是得到极大的锻炼。杨仁凯认为，决不能因为文氏昆仲曾为其掌眼，便认为项元汴缺乏应有的鉴赏能力，即使所藏书画间有赝品，亦不足为疵，可谓公允的判断。毕竟，更多的路需要项元汴自己去走。
到目前为止，除了旅顺博物馆所藏的《文彭致项墨林札》，尚无更生动的材料能为我们的进一步探讨提供支持，黄朋曾对《式古堂》卷与旅顺卷的差异进行比对，从项元汴的信札编号看，数量远远不止现有的二十通，只是早不知零落何方。在结束本节的话题之前，让我们再来问顾其中数札——它忠实记录了文彭对青年项元汴的鉴定指导：
马远纸上者绝少，此幅若在绢上，当更见笔力，其人物似亦非张可观所能到，后「臣马远」三字写得什好，若伪物不敢如此写也，且题识甚多而皆名人，可爱，惟杨仲弘诗不见，不知何故，楼观前一幅西湖图，后一幅弄潮图，虽无题识，亦是名笔，草草奉复，尚容面悉，彭顿首。墨林尊兄。
竹林对弈妙甚，且王席帽、陶南村、钱曲江皆名人，可爱可爱，但吾兄不知弈旨，恐未深识其趣耳，一笑一笑。其元人卷，魏公笔亦精妙，伯温太仆皆以四体，而吴孟思、赵期颐之篆亦表表者，柯九思、康里子山皆可观，但李存及解缙绅欠佳耳，苹草奉复，不能尽，彭顿首。墨林尊兄。
三卷皆佳品，但袁静春墓志当是顾谨中书，黄文献不能为也，彭敬复。墨林尊兄，其篆额类吾子行，不然，吴孟思也，彭又白。
以下这通，则是坚定项元汴购买的决心，看来价值不菲，亦可想见扬补之作品在当时的市场和受欢迎的程度：
二卷价虽高，而皆名笔，补之梅花尤吴中所慕者，收之不为过也，所谓自适其乐，何待人言，一笑一笑。白粲之惠，珍感珍感，彭顿首。墨林尊兄。
即便从商业牟利的角度，文彭也不失为精明的经纪人：
四体千文佳甚，若分作四本，每本可值十两，其文赋因纸欠佳，故行笔涩滞耳，虽非佳品，然亦可刻者也，明后日诣宅赏阅也……
文彭致项元汴札 旅顺博物馆藏
隆庆二年(1568)四月，项笃寿与袁尊尼拜访文彭府邸，观王羲之《平安帖》，次年，文彭升南京国子监博士，似乎便再没有见过他与项氏的交往。万历元年正月二十日的早晨，文彭披衣端坐，翛然而逝，终年七十七岁。
此后，项元汴与文嘉的往来日益增多：万历三年四月，项元汴前往苏州向文嘉索跋赵孟頫书卷，万历五年，文嘉为项元汴藏冯承素本《兰亭序》作跋，翌年，他和皇甫汸又出现在项元汴五十四岁的生日宴席。而就在文嘉逝世的前后(1582年)，年轻的董其昌正饶有兴致地于天籁阁赏观《鹊华秋色图》——吴门画派的时代不久即将在他的手中结束。
来 源 ｜近墨堂
编 辑 ｜赵雨岑 高采奇 周萱荻
责 编 ｜庞 洋 童戈辛
审 核 ｜丁剑锋 封治国
投稿邮箱：caanews@caa.edu.cn
出品：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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